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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7-07-25  来源:悠悠千古事 点击次数:

  “江湖”一词原本泛指三江五湖,尤指长江与洞庭湖,而俗称“黑道”的江湖,大概形成于两宋社会。指代自然环境的“江湖”演变出后者的意思,恐怕并非偶然。那些具有反叛性的游民,不论出于自保还是求生,开始自发组织力量对抗国家秩序,从而营造出一个游离于王朝管理体制之外的江湖社会。然而,这个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“江湖”,其形成与自然地理上的江湖颇有关系。顾炎武说:“滨江则有江盗,滨湖则有湖盗”。吕思勉先生也注意到“古之为盗者,率多保据山泽”(《吕思勉读史札记》),陈涉起于大泽;桓楚亡命泽中;黥布号称鄱盗;彭越常渔于巨野;刘邦身匿芒砀山泽间;陈友谅乃沔阳渔家之子;历史斑斑可鉴,所谓“江湖”、“江洋大盗”诸词,估计都派生于此类水上“盗匪”。地理的江湖造就好汉们的江湖,最快意的莫过于水泊聚义的梁山好汉。梁山泊不仅成就了英雄,也成就了流传后世的《水浒传》。

  梁山泊之外,洞庭湖、鄱阳湖、太湖均号称东南巨浸。洞庭湖地处长江中游两湖之间,其水域于宋元明清时期最为辽阔,“江陵而下,地与泽半”,襟江带湖,素称泽国。明人王士性《广志绎》载:“洞庭水涨,延袤八百里,盗贼窃发。”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载:“汉沔之间,湖泊辽旷,萑苇茂密,盗贼窜匿之区也。嘉靖间,汉川风门河一带上下数十百里,群盗出没,劫杀商船。荆门州治四维,湖山相半,如沙洋等处,素称盗贼渊薮。”

  洞庭湖区内影响最大的盗匪活动,莫过于发生于南宋的钟相、杨幺起义。建炎四年(1130),钟相自称楚王,率众起事,凭据洞庭湖深广险阻的地理优势,以宗教活动相联络,倡议“等贵贱、均贫富”,波及环湖地区十九州县。钟相死后,杨幺继起,利用洞庭湖港汊交错的地形大建水寨,一度达到七十余座。另又制作大型车船无数,多次重挫官军,包括著名的石牌大捷。《水浒传》有诗云:“蓼儿洼内,前后摆数千支战舰艨艟;水浒寨中,左右列百十个英雄好汉。”似乎就是杨幺水军利用水寨、车船进行水上作战的真实写照。不论杨幺起义与《水浒传》是否有渊源,仅就形式而言,两者相似之处颇多:皆凭依八百里旷渺烟波,“陆攻则入湖,水攻则登岸”,队伍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大大提高,形成一种独特的水泊啸聚的游击模式。

  古代的鄱阳湖也是一个盗贼集聚之地。鄱阳湖地处九江冲积扇以南,湖口以下如同一个巨大的水囊,吊挂在江西三面环山的平原区域。其变迁与洞庭湖相类似,秦汉时期虽非大泽,但也是水网密布的湖沼景观。秦亡之际,黥布与骊山之徒聚集于九江水域(很可能是江北的彭蠡泽),号称“鄱盗”。唐宋以后,湖区渐大,盗匪为患愈烈。章潢《图书编总论》云:“鄱阳汇合三江,波涛弥漫,盗贼舸舰率以为归,遂为豫章诸郡之患。”

  《庄子·大宗师》:“泉涸,鱼相与处于陆,相呴以湿,相濡以沫,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这句充满意境的话用在这里似乎不大合适,但盗匪与江湖确实是“相濡以沫”的关系。根据王日根等人的研究,江湖盗匪主要有四种来源:以水为生活场域的渔船户、江河沿岸的居民、沿河地区的捕役和汛兵、漕户盐丁以及各类窝主,又大致分为半职业和职业型盗匪。职业盗匪毕竟数量有限,反而是兼备渔户与盗匪双重身份的现象大量存在。雍正六年(1728),湖广总督迈柱曾上疏言明江夏县一带水上盗匪之情形:查楚省江河渡驳、江划小船与茅蓬船只,此等船户皆穷苦无赖之徒,或系沿江、沿湖附近村庄,或系四处混聚,未知来历,亦无牙埠约束。黄昏深夜,巧以捕鱼为名,乘空即将过客行舟逞志截劫。塘汛地方因其捕鱼,不便拿缉。甚有窃劫乡村,盗已获而无窝家,借船以为巢穴。如臣属江夏县之八吉堡,地方素称盗薮,其故皆由附近村庄,多以捕鱼为业,家设划船茅蓬,借名为匪,碍难查缉。

  旧有谚语云:“十个船家九个偷”,他们亦民亦贼,“昼则在港捕鱼,夜则出港行劫”,或者见财起意,利用熟练的水性和独特的地理环境伺机作案。这种说法似乎有行业歧视之嫌,但或许可以窥见个中情实。只有不道德的社会,没有不道德的人。一个游离在王朝管理体制之外的江湖社会,自有其江湖内部的秩序在发挥作用,渔户置身其间,自受江湖法则所支配,亦无常理可讲。这或许就是“人在江湖,生不由己”的道理。

  盗匪之所以乐于选择江河湖泽落脚,这与江湖水环境的复杂性关系莫大。湖面辽阔,四通八达,港汊交错,沙洲纵横,芦苇丛生,江、湖、山、屿、洲、荡等多种地理景观往往勾连环结,构成一个水网密集的泽薮景观结构。加之天有阴晴,潮有涨落,滩涂暗礁之分布各有规律,只有久据水域者方可把握,对于官府和行商富贾而言,处江湖之远还真是一个大陷阱。江湖盗匪利用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,往往“驾舟扬帆,飘逸无常,溪港错杂,奔逸难定”。杨国安曾总结出江湖盗匪具有流动性、隐蔽性和分散性的特征(杨国安《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:多元视野下的明清两湖乡村社会史研究》),其藉江湖之险,进退可据,铤而搏命,与官府之间如同猫鼠游戏,深得游击战精髓。

  江湖多处发散型的水陆交通网络之上,交通便利、物资供应充足则是造成“江湖多剧盗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自唐宋之际经济重心转移东南,盐、粮乃国之重利,东南系王朝财赋之命,以漕运水系相维系构成财富网络。东南财赋与漕运,恐怕就是宋以后长江下游、运河、湖泊盗匪充斥的重要背景。盗匪视江河湖泽为利薮,除了丰富的渔产和农业富庶之外,与运河相维系的盐、粮等大宗货物商品也是盗匪们垂涎的目标。内地封闭型的高原湖泊,自古甚少有严重的湖匪之患,恐怕就在于不具备丰厚利源和便利交通使然。

  当然,很多学者也认为:历史时期人口增加,土地流失,大量流徙之民涌入江湖之间,不得已弃耒耜而亡命于湖泽,沦为盗贼。生计之艰难,加之大型水域向来是官府管理的薄弱环节,导致江湖之区成为鱼龙混杂、良莠难辨的场所。这自然也是江湖多盗的更宏大的社会背景,但这个原因似乎过于宏大了,几乎是各种盗贼滋生的共选答案。因此,在水言水,造就“江湖”的江湖,那个与盗匪们“相濡以沫”的江湖,折射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明暗两面:除了烟波浩渺的好水色值得我们凝望,还需要我们深入省思往昔江湖之间的恣纵、快意与罪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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